从"少数派"到"影响力"：在硅谷寻找跨文化平衡的这十年

远处的世界冲突不断，近处的世界合作交融。在 Empowering Media 的第一篇官方blog里，我想跳出商业数据的视角，回忆过去十年的 5 个瞬间。这些瞬间构成了我们公司的底层动力——在跨文化语境中，我们不仅仅是在“做营销”，更是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局势中，为品牌寻找交融与平衡的解决方案。

一、第一次到美国旅游

十年前，2016年，我第一次来美国旅游，当时抵达的第一站是费城。费城的唐人街是令我惊讶的 —- 它不像我认识任何一片“中国”： 奶茶店的奶茶是国内早就淘汰的口味；超市陈设很旧，有些调料和零食是我在中国也没见到过的；中餐的每一样食材都切得好大块，口味也说不上是哪里的菜系。

我当时一个很大的疑惑是，在费城人的眼里，中国会不会就是这个样子？

二、留学申请

2017年，我开始申请来美国留学。写申请的时候，每一所学校的个人陈述都提到可以写关于“minority”，“race”，“equality”方面的经历。在我学过的英语里，“minority”指的是少数民族，但我是汉族。它要我写什么？

我查了不少关于美国的资料，也问有申请经验的前辈，结果是更疑惑了：我没有美国语境下相关的体验，我怎么写呢？

三、研究生论文

2018-2020年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Teachers College读研究生，Bilingual/Bicultural Education专业，毕业论文是基于在Queens一所中英双语学校的观察，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展开。当时我发现，31个华裔孩子里有7个孩子没有中文名字，我电话/当面采访了他们的家长，问起原因，得到的答复基本一致：中文名字没有用。

我疑惑的是：家长认定自己和孩子是美国人，但在家里用中文对话， 送孩子来双语学校，每天看中文的新闻或设媒，这些家庭如何自处或与孩子沟通自己的中国属性呢？

但我意识到，我自己Dora这个名字也是因为需要用才起的，没有用的话，我也或许不会有一个英文名。也许身份认同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单选题，而是一道流动的光谱。我何必这样评判他们？

四、开始自媒体

2020年1月，我提前修完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课程，决定在湾区多呆几个月，体验加州。2月，疫情意外爆发；3月，湾区lock down。正是在疫情期间，我开始了小红书上各种分享，这期间做出了一些湾区本地流量。我探店的时候，被不同商家问到相似的问题：“我们店该怎么做小红书”、“我该怎么在Instagram上推广”。我的商业嗅觉打开了：我也许可以做一些什么？

五、创业

2023年我创办了Empowering Media，我选择empower这个词，是因为我知道商家需要这样的赋能。跨越语言不难，跨越文化鸿沟才难。营销的本质，不是把一门语言翻译成另一门语言，而是将一个族群的温度，精准地‘转译’进另一个族群的频率里。问题是，怎么做呢？

成立公司的这3年里，我带着山景城downtown的Bushido，一个完全没有人讲中文的团队，入驻了小红书；带着湾区本地的生鲜品牌小龙人，小红书一年内做出了5千多本地粉丝，又在Facebook上靠生蚝实现在非华人人群中的流量爆款。

跟我合作最久的客户之二，Wonder Medical Spa和Duncan Peak Vineyards，我们一路从不同的线上平台走到了线下联合活动，到这个月，与全球化的按摩椅品牌OSIM一起，在湾区最热闹繁华的Westfield Valley Fair商场做三品牌联动的母亲节快闪活动。

从费城唐人街的疑惑，到哥大课堂上的追问，再到如今在硅谷最大的商场策划三品牌联动。这十年，我一直在寻找那个平衡点：如何让东方的品牌在西方不再是‘少数派’，而是‘影响力’。

回看十年来的这5件事，共有的，是我一直有疑惑。不同的是，我从有疑惑但没问，到问，到深挖，到尝试给出解决方案。

十年后的今天，我在硅谷能喝到喜茶，茉莉奶白，树夏；我参与了山景城特地针对华人移民开办的中文的Civic Leadership Academy；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加州财长Fiona Ma的主页积极更新；看到剑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Alan Macfarlane每支视频都用中文“你好”打招呼，回答网友的人生疑惑，一年内粉丝量突破160万；我还有一个个人很喜欢的华裔Gen Z博主Grace 张智怡，她母语是英语，但努力地用中文，当然很多时候是中英参杂地做视频，在小红书和Instagram各有几十万粉丝。

这个世界，有以上这些人和品牌，有我和Empowering Media，愿意不断在冲突中找到交融与平衡。

这就是我想带着Empowering Media做的。

对了，我的女儿今年2岁，她有中文名，她叫毛倾一。